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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2026年的宏观经济周期中，美国经济正面临着“技术热潮”与“通胀问题”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。

圣路易斯联储行长阿尔贝托·穆萨莱姆与美联储官员施密德近期相继发表了十分严格的政策观点。

两位官员的政策核心共同指向同一个矛盾：市场对人工智能等科技驱动的远期高生产率寄予厚望，但眼下的宏观现实却是通胀居高不下、长期通胀预期持续上升，且实际政策利率运行在长期中性利率下方，货币政策的紧缩力度显然还不够。

面对供给端与需求端的双重压力，美联储的核心目标依旧是坚定不移地将通胀拉回2%的政策目标。

央行必须向市场展示坚决压低通胀的决心，而不能将政策锚点寄托于不确定的“未来技术红利”之上。

理想与现实：AI发展与通胀的复杂关系

目前市场与学界普遍存在一种乐观看法：AI带来生产率提升，相当于全社会总供给的扩张，理论上能直接降低企业的单位产出成本，从而成为化解通胀的“良方”。

然而，从宏观经济学的成熟框架来看，这种传导路径在短期内很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。

供给端方面，虽然微观调研证实AI确实在编码、行政等细分场景实现了降本增效，且施密德指出，AI的普及会抑制企业的新增招聘，但不会引发大规模裁员，目前劳动力市场整体由医疗等服务业招聘支撑，保持平稳。

然而，新技术转化为全国总量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滞后性，甚至会因为跨行业生产要素的再分配而稀释微观红利，也就是说，就算AI行业成本能够降低，为其配套的基建行业工资成本却提高了，平均下来红利就被稀释了。

需求端方面，远期供给扩张的预期，在当下首先演变成了一次正向的需求冲击。

资本市场对AI领域的投资热潮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效应，刺激居民消费持续扩张。

同时，全国数据中心的大规模投产、算力芯片与电力资源的竞争，直接推高了当下的边际生产成本和全社会总需求，导致工资增速和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。

需求过热的同时，实体经济还面临传统领域的约束。

施密德强调，虽然美国抵御能源冲击的能力有所提升，但国内能源生产商并未扩大生产投资，油价上涨持续削弱居民购买力。

这种“供给未到，需求先热”的现状，意味着单纯寄望于远期生产率上行来化解眼前的通胀问题，政策操作的风险很大。如果央行放任当前总需求过热，高通胀环境将会彻底固化。

长期锚点的位移：科技发展与中性利率的关系

科技革命不仅通过供需两端作用于通胀，更从底层重新构建了货币政策的分析框架，即对长期中性自然利率的定价。

中性利率是指经济既不通胀也不紧缩时的均衡实际利率水平。

当以AI为代表的技术落地，若后续验证其具备长期的可持续性，市场一致预期未来的居民收入、资本产出效率将长期提高。

这会直接激发居民的借贷消费意愿与企业的实体投资需求，双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，就是大幅推高全社会的均衡自然利率中枢。

如果中性利率中枢由于科技发展而整体上移，那么美联储即便维持现有的名义利率不变，实际政策利率相对于新中性利率而言也会变得“更低”，甚至需要加息才能够着中性利率。

之前高盛预计未来有7.6万亿的科技资本开支，这些开支最终以类似公司债的形式推高整体中性利率水平。

因此，施密德判断当前美国货币政策的紧缩力度充足性明显不足。

央行为了防止通胀预期进一步失控、长端市场利率由于风险补偿而被动抬升，必须主动跟随中性利率的上移，维持甚至进一步收紧政策约束。

历史的镜鉴：两次科技发展时期的调控环境对比

为了厘清当前的政策逻辑，美联储频繁将当前周期与上世纪9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时期进行对比。

通过复盘不难发现，2026年当下的调控环境远比格林斯潘时代要严苛和复杂得多。

在1990年代，面对互联网爆发带来的生产率改善，格林斯潘执掌的美联储实施了“机会主义去通胀”策略。

尽管当时美联储因看到供给侧红利而推迟了加息，但也绝未盲目降息，其名义政策利率长期维持在5%以上，实际利率更高于3%，最终实现了通胀回落至2%的目标。

在政策保持足够定力的同时，当时还享受了多重外部红利的共同作用，包括联邦财政收支平衡持续改善、全球化深化带动人员与资本自由流通，以及一些外部因素引发大宗商品价格调整。

这些因素共同推动核心CPI从3%左右回落至2%附近。

反观2026年当下的美国经济体，上述外部利好环境已彻底消失或完全反转。

国内能源商投资不振、油价持续施压，导致全球化红利退潮。

更糟糕的是，眼下的实际政策利率依然运行在长期中性水平下方，紧缩力度明显不足；核心通胀读数不仅大幅偏离2%的政策目标，长周期通胀预期还在不断上移。

历史经验表明，90年代技术繁荣期的温和通胀环境是不可复制的特例。

在当前高通胀尾部风险更加固定的背景下，历史上由于误判生产率和潜在增长上限导致通胀失控的教训，比90年代的经验更具警示意义。

美联储当下绝不能重蹈覆辙，必须以更加严格的态度应对当前的宏观挑战。

终局研判：对未来利率趋势的展望

综合上述全部推演，无论是穆萨莱姆对宏观数据闭环的严苛要求，还是施密德对通胀非暂时性走高的定性，都共同指向了一个明确的资产定价结论：美国宏观经济正在进入一个“高利率、高约束”的长期平台期。

降息门槛被大幅推高：短期内，任何微观层面的AI利好或局部的降本增效，都无法直接转化为降息的催化剂。

美联储的政策转向，即降息拐点，有且只有一个前提，那就是看到确凿的宏观总量数据，如单位劳动力成本放缓、核心PCE连续回落，证实供给扩张跑赢了炒作需求，推动通胀稳步收敛至2%。

进一步紧缩的窗口并未关闭：鉴于目前的政策紧缩力度并不充足，且长端通胀预期持续缓步上移，美联储有必要思考如何进一步落实政策约束。

这不仅意味着名义政策利率将在更长时间内维持在高位，甚至如施密德所言，美联储可能会持续借助主动调整资产负债表的方式，在短端之外的维度进一步抽离流动性，强化政策的紧缩效应。

长端利率中枢趋势性上移：科技繁荣对均衡自然利率的推高，叠加财政与能源成本的长期结构性压力，意味着即便未来通胀回落、美联储开启政策正常化，降息的空间也极其有限。

过去十余年所习惯的“超低利率时代”已很难回归，长端美债收益率的中枢在未来数年内都将维持在显著偏高的水平。

站在当下的时间窗口，维持高度谨慎的政策基调、将修复物价稳定作为核心抓手，是当前美联储内部保守观点达成的最高共识。

唯有依托紧缩政策将通胀彻底打下去，才能为远期人工智能等底层技术的长远发展提供健康的宏观环境。在此之前，市场对宽松政策的任何过度乐观预期，都将面临宏观现实的无情修正。